韩非进而把人性自私引申到公认为存在情爱礼仪的亲属之间，并认为即使天伦之乐的家庭成员当中，也是为利而存在的。父母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也讲求利益至上，生了男孩多了劳动力，则十分高兴；生了女孩则多了累赘，则杀之从“计之长利也”。即使夫妻之间，再恩爱情长，也不可信。丈夫希望多挣钱，而妻子担心丈夫钱多了会另寻新欢，希望财产适可而止。“从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人与人之间不可真心信赖，个个都是追利逐欲之徒，没有人不是从个人私利考虑的。
最后，韩非把人性本恶归结到君臣关系上。“面南背北，一朝称帝”是天下最大之利，人人都会去争夺，而君王的任务就是时刻警惕臣下的谋反。君臣关系既包括亲属关系，又包括职业关系，既然这两种关系都是不可信赖的，那么君臣关系更是冷冰冰的算计与被算计关系，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君王利用臣下来巩固自己的王位，臣下利用君王来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双方都不会有什么真情可言。一旦君王发觉臣子们有谋反不忠之心，立即“凌迟处死”；臣子们一旦发觉君王地位不稳，立刻“奉天命，诛暴君”，取而代之。君臣之间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上下一日百战”，这就是人的自私本性在起作用。历来法家主张严刑于臣民，并对违法者处于酷刑，追其根源，是因为法家对于人的本性为恶论。在韩非看来，正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治国需要的是法，而不是德。
（二）人性等于兽性
关于人性与兽性的论述，道、儒、法三家都很有意思。
道家认为人性等同于兽性。老子有重天轻人的思想，他崇尚自然，师法造化，认为自然是永恒的、伟大的。人与兽本来没有什么区别，但后来人有了“机巧之心”，做了“机巧之事”，破坏了整个自然的和谐统一，实在是一种罪恶。老子主张人应当回归自然，退回到人兽不分的原始社会去。人与兽都应当遵循天性的自然法则而生活。道家历来对物质文明的进步持反对态度，认为人与兽原本没什么区别，人比兽更像兽。人类的物质文明一旦进步，势必成为比兽更野蛮的兽。兽没有文化，本身没有什么大的恶行，但人一旦智慧横生，助长其欲，使整个社会更加饱受兽行。应当说，老子的这种观点注意到了人与自然需要和谐的一面，但都没有看到相对立的另一面，因而主张“消极避世”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儒家的荀子学派却极力反对把人等同于兽，荀了承认的人的本性是恶的，但反对把人和禽类等同起来。他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样的论点在理论就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人性的“性”，哲学上是指人的生理、心理属性，而这里的“人”，是指生理、心理上的，是自然属性的人。事实上，这样的人与兽类本质上没什么两样。而荀子遵循儒家传统思想的“重天轻人”的伦理，坚持认为人比兽类高贵。这样的话，荀子的性恶论就难免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而韩非继承“性恶论”思想时，发觉了这一命门所在，他索性把性恶论推向极至，强调人的本性等同于兽性。韩非认为，人和兽没什么区别，人是高级一点的兽，兽是低级一点的人。“人独知龙虎有爪角也，而莫知万物之尽有爪角也”。人和兽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用自己的爪角却互相撕杀。君王对待臣民，应当像对待野兽那样。训练兽类需要鞭扑和诱食，而治理群臣也需要恩威并施。“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如臣者，就兽鹿也，唯荐而就”。在韩非眼中，代替臣民的均是“雀”、“鹿”等词语，根本不把其当人看。
更有意思的是，韩非认为君王的本性也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君王是更高级的兽而已。“老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在韩非看来，臣民皆是“狗”，而君王是“虎”，比狗更具爪牙之利罢了。整个社会谈不上适用德与礼的问题，因为充满兽性的人根本不懂这些，治理国家靠的是法，是刑。这玩意儿对兽管用，对人也同样。人就是兽，人性就是兽性，两者没什么特别之处。所谓的“人治人”说到底不过是“兽治兽”罢了。
但与道家的悲观的看法不同，法家则认为社会是进步的，人类是发展的。均是兽性的人也无法生存下去，惟一的办法在于用强力推行法令，强化人性教育，以兽治兽，用兽性的专制来抑制人的兽性，这样才能挽救社会。正基于这样的哲学观念，法家的代表人物才个个以冷峻的面目出现，竭力推行严法酷刑，以致于班固评论“法家者，无教化，去仁爱，专任
刑法而欲以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刻薄”；而太史公也说他们“严而少恩”。
（三）人性是不可改变的
韩非清算了道、儒两家不彻底的“性恶论”，明确提出人性是不可改变的。如果在人性本恶的问题上，韩非与荀子还有合作的话，在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上，师徒二人则针锋相对，严重分裂。
荀子站在儒家的教化立场，他提出“性恶论”的观点就是为了突出德治和礼仪的力量。荀子认为人性虽然是恶的，但是如果加以德礼教化，是可以改变的。人只要通过学习，完全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并为此写了《劝学》这样的名篇。
韩非站在法学的专制立场，他提出“性恶论”的观点就是为了赞美法治和严刑的权威性。他认为，人性就是兽性，人性也是不可改变的，这和兽性本是一回事。“对牛谈琴”就是个活例，人和兽也差不多，根本不会听从于教化，更不用说什么“圣人”了。老百姓个个都是奸滑之徒，礼德教化只会误事，不如鞭扑来得实用。只需要“以吏为师”，让人们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就足够了。用那些道德教化、礼仪伦理都是空费心机。韩非的这种观点，为他的专制主义理论埋下了伏笔，绘制了以“法、术、势”为基础的专制政府蓝图。
从专制主义角度而言，韩非的这些观点无疑是犀利的，但另一方面，韩非片面地把人等同于兽，他的主张付诸实施后，严重伤害了人的尊严，粗暴践踏了人格。秦代的残暴专政恰恰激起了人的更强烈的反抗。“法家不避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大用也”。秦后，历代统治者以儒家德礼辅助而统治天下，才长达两千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