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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仅在政治语言中、而且在政治体制中为公民不服从找到落脚之地以前，或许还需要一个紧急时刻。当一个国家既有的制度不能发挥适当的作用，它的权威已丧失殆尽时，这一时刻便迫在眉睫，而在当代美国，正是这一紧急时刻，把自愿结社转变为公民不服从，把异议变成反抗。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种潜在的或公开的紧急状况现在大行其道，实际上也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这已是共识。新的情况是，这个国家已不再是个例外。我们的政府形式是否能维持到这个世纪末，尚未可知，但是否不能，也同样无法确定。维尔森·凯里·梅威廉姆斯（Wilson Carey McWilliams）明智的说：“当制度失败时，政治社会就依赖于人，而人是一棵脆弱的芦苇，倾向于默许不公平行为，如果他不亲自去做的话。” 80自从五月花号协议在一种另不同的紧急情况下缔结并签署以来，自愿结社对于美国的制度的失败、人的不可靠性，以及未来的不可预测性来说，具有特别疗效。与其它国家不一样，这个共和国，尽管历经变动和失败的骚乱迤俪至今，或许能够仍然带着某种自信，以传统的方式来面对未来。
注释：
1 参见Graham Hughe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载于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43：2（1968年3月）。
2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olence”，载于To Establish Justice, to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1969年12月，p.108。关于在这场讨论中苏格拉底和梭罗发挥的作用，也可参见Eugene V. Rostow,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载于The Virginia Quarterly，1968年秋季卷。
3 Edward H. Levi，“The Crisis in the Nature of Law”，载于“The Record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Ba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1970年3月。Mr. Rostow的“把这种违法行为当作不服从是一个普遍的错误”（前引书）与之观点相反，Wilson Carey Mcwilliams关于这一题目的最有趣的文章之一是，“Contemporary Constitutionalism”，载于Comparative Politics，Vol.I, 1969, 看似隐晦地表示了赞同。他强调，法院的“工作部分地依赖于公共行为”，并得出结论：“事实上，法院授予不服从以另一种合法性权威，它依赖于从其授权中获益的公民。”（p.216）我看不出这如何能够拯治Mr. Levi所说的“怪异”；试图说服法庭对制定法的合宪性作出裁断的违法公民，必须象任何其他违法者一样，自愿为其行为付出代价——无论是在法院做出判决后，还是如果法院将会作出对他不利的判决。
4 Nicholas W. Puner, “Civil Disobedience: An Analysis and Rationale”，载于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43：714（1968年10月）。
5 Charles L. Black, “The Problem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with American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载于Texas Law Review，43：496（1965年3月）。
6 参见Rutgers Law Review（Vol.21, 1966年秋）关于“公民不服从与法”这一特别问题的讨论，Carl Cohen, p.8。
7 同上引，Harrop A. Freeman, p.25。
8 参见Graham Hughes, 前引书，p.4。
9 前引Rutgers Law Review，p.26, Freeman反对Carl Cohen的观点：“因为公民不服从者是在他认为合法的的法律框架内行动，所以法律的惩罚比他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还要重——这是一个自然而适当的结局……他由此表明自己甚至是心甘情愿地为事业而自我牺牲。”（同上书，p.6）。
10 参见Edward H. Levi前引书，以及Nicholas W. Puner前引书，p.702。
11 Nicholas W. Puner前引书，p.714。
12 Marshall Cohen, “Civil Disobedience in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载于The Massachusetts Review，10：211-226，1969年春。
13 Norman Cousins提出了一系列步骤，其中，纯粹世俗的高级法观念发挥了作用：
“如果主权国家的安全和全体国民的安全发生冲突，以后者为重。”
“如果国家的福祉和人类的福祉发生冲突，以后者为重。”
“如果这一代的需求和后代的需求发生冲突，以后者为重。”
“如果国家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利发生冲突，以后者为重。只有服务于人民、保卫人民的国家才能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公共法令和个人良知发生冲突，以后者为重。”
“如果财富的易逝和和平的受损发生冲突，以后者为重。”（A matter of life，1963, pp.83-84, 出自前引Rutgers Law Review，p.26）
我很难“根据第一原则”来相信这样一种对高级法的理解，象Cousins在其列举中所想的那样。
14 Nicholas W. Puner前引书，p.708。
15 参见N. A. Greenberg的精彩分析，“苏格拉底在Crito中的选择”（《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70, no.1,1965），这篇文章说明只有把Crito和Apology合起来读才能理解前者。
16 所有引文都出自梭罗“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1849年）。
17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QueryⅩⅤⅢ（1781-85）。
18 出自他致Horace Greeley的一封的著名的信，引自Hans Morgenthau，The Dilemmas of Politics，芝加哥，1958，p.80。
19 引自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oitical Tradition，纽约，1948,p.110。
20 Allan Gilbert编，The Letters of Machiavelli，纽约，1961，第225封。
21 前引To Establish Justice, to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p.98。
22 Gorgias, 482与489。
23 在Republic第二卷中，这一点非常明显。其中，苏格拉底的学生“尽管能为非正义之事做滔滔雄辩，却仍无法被自己说服。”（357-367）他们仍然相信正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但苏格拉底的推理却无法证明这一点，他们表示，依这种推理同样可以“证明”非正义。
24 引自Christian Bay, “Civil Disobedience”，载于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年，Ⅱ，486。
25前引To Establish Justice, to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p.99。
26 Wilson Carey Mcwilliams前引书，p.223。
27 Leslie Dunbar, 转引自Paul F. Power，“On Civil Disobedience in Recent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载于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0年3月。
28 Marshall Cohen前引书，p.214。
29 Carl Cohen前引书, p.6。
30 Marshall Cohen前引书。
31 Nichilas W. Puner前引书, p.714。
32 Wilson Carey Mcwilliams前引书，p.211。
33前引To Establish Justice, to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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