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常识的本相
双方分歧激烈，涉及到罪与非罪的分野，因此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法律的本质，即常识；二是诉讼原则，即举证责任。讲常识是一件煞风景的事，因为将揭破温情脉脉的面纱，华而不实的伪装，呈现出赤裸裸的本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常识，以前不讲，就放“亩产万斤粮”的卫星；现在讲了，才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关于贪污，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人神共愤，这里只讲案例所涉及到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常识。
首先，贪污历来被视作对官吏或公职人员的道德评价，泛指官僚阶层内所有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是政治层面的法律术语。在古代和外国刑法中，贪污都不是具体罪名，而是官吏腐败的同义词。我国《
刑法》独创性地以贪污为具体个罪，在刑事立法上根本性地确立了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惩处的原则。世界上以定性+定量分析犯罪概念的国家只有两个，我国居其一。但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对贪污罪概念的确定也摒弃了定量分析，代以纯粹的定性分析，折射出从严治吏的治国方略。即无论数额多少，都构成贪污罪。《
刑法》第
383条的数额划分仅是量刑标准和处理原则，不影响382条贪污罪的定性。原因在于贪污罪所侵犯的国家和社会利益中，最重要的不是财产权利，而是政权的稳定。邓小平多次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江泽民总书记更加强调，要避免权力腐败必须用重典。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保证，而贪污罪则与廉政制度的要求严重背离，腐蚀干部队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的危亡，这是其社会危害性最根本的所在，也是贪污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本质特征。
其次，贪污罪是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犯罪，而非将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犯罪。我们将贪污罪在排除政治性因素后来考量，从法律层面上看，贪污罪属于侵犯财产型犯罪，所侵犯的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民法通则》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特征是独占的支配权，即罗马法所云“一物不容二主”。 公共财产所有权的所有人是国家和社会。当嫌疑人使用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实际控制并转移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实现法律上的占有后，同时也就使国家和社会——这一所有权的真正享有者永久性地丧失了行使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四项权能的可能，他的独占的支配权就此被剥夺了。此时的公共财物，对国家和社会而言，是“失控状态”；对嫌疑人而言，是“控制状态”，完全符合侵犯财产型犯罪的构成特征。试将其与盗窃罪比较，除身份特殊、犯罪对象狭窄外，两者的特征基本一致，都是以“非法占有”财物作为犯罪构成中的发生结果。在“非法占有”这一层面，可比较参照的比率是百分之一百。举一例分析：小偷甲实施盗窃行为，被当场抓获，失主的财物在甲身上缴获，且数额较大以上，甲也达法定责任年龄。这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持异议的大约不会有。且慢，甲说了“我偷钱是为了济贫，非为自用，我没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故意，也没有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所以我无罪”——依他的辩解判无罪，显然无稽得很，因为侵犯财产型犯罪保护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当财产所有权被以非法手段从被害人处转移后，被害人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则相应受到损害，公力救济即时被启动，甲无论怎样处理赃款，都是对被害人利益的损害，都是犯罪。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身上，为什么有人却不觉荒谬？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堂而皇之地公然用窃取或骗取的手段，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控制、转移、独占支配，形同小偷甲拿在手上的财物，罪状已瞠目可见，尚须问“赃款去向否”？不问盗窃问贪污，岂非适用法律要因特权而不再平等！
